2019年第13期精選文章匯總
半月評論
1 促鄉村善治，強基層治理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期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對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具體部署，為加強和改善鄉村治理擘畫了清晰的路線圖。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要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夯實鄉村治理這個根基。《意見》緊扣鄉村治理面臨的難題，作出了強有力的頂層設計，提出總體要求：“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鄉村社會，不斷增強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針對基層治理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輿論界、學界近年來持續發聲，觸及基層治理痛點難點，求解基層治理良策。《意見》回應了這些關切，聚焦鄉村社會治理有效這一目標，從夯實基層基礎、健全治理體制、完善治理體系、構建治理格局等方面，開出了高質量藥方，明確提出了一整套措施。
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必須堅持繼續加強和改進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完善村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有的基層黨組織班子不團結、制度不落實、工作不作為、群眾不滿意;有的黨員干部看到利益搶破頭，小微權力腐敗突出，遇到矛盾繞著走，關鍵時候站不出來，危難時刻挺不起來。
針對這些問題，《意見》提出要“完善村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發揮黨員在鄉村治理中的先鋒模范作用”。如何整頓軟弱渙散基層組織?結合其產生的根源，《意見》提出，“加強基本隊伍、基本活動、基本陣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設，實施村黨組織帶頭人整體優化提升行動”。如何遏制村官腐敗高發?當前尤需加大基層小微權力腐敗懲治力度，織密農村基層權力運行“廉政防護網”。
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必須增強村民自治組織能力，激發基層活力。
我國實行村民自治制度，自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基礎。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簡單用行政命令推進鄉村工作，短期效果明顯，但沒有激發民間活力，難以形成長效治理機制。
針對此，《意見》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完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推進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實踐”。讓廣大村民積極參與自治，發揮群眾智慧，須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協商格局。
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必須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新型鄉村治理體系，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鄉村治理不能是黨委政府唱獨角戲，要倡導多元主體共治，多種方式共施，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基于此，《意見》綜合施策，多管齊下：發揮道德模范引領作用、加強農村文化引領、推進法治鄉村建設、加強平安鄉村建設、加強農村法律服務供給、支持多方主體參與鄉村治理。
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必須實施鄉風文明培育行動，培育淳樸民風。
近年來，我國部分鄉村陋習盛行：人情禮金僅次于食品，成為農民消費第二支出，“人情大于債，頭頂鍋子賣”“一婚窮十年”;部分村民大修豪華墓，甚至修建活人墓。
由此可見，今日鄉村移風易俗尤為迫切。《意見》對癥下藥，要求“全面推行移風易俗，整治農村婚喪大操大辦、高額彩禮、鋪張浪費、厚葬薄養等不良習俗”。對農村黨員干部等行使公權力的人員，應建立婚喪事宜報備制度，加強紀律約束;對普通群眾，要因地制宜制定村規民約，納入喜事新辦、喪事簡辦等內容。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每一項改革成果的取得，離不開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的良性互動。此次《意見》的出臺，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有了頂層設計的引領和指導，基層必將更好地發揮能動性，加快推進我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少地方以創新勇氣試新舉，因地制宜謀善治，探索多種治理新路徑。比如成都市郫都區成立村民議事會，探索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充分調動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的村民小組等設立理事會，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轉;海南省探索律師巡回坐班、司法所和律師事務所“所所聯合”，打通法律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扭轉部分偏遠地區村民“信訪不信法”的觀念;陜西省渭南市以家規家訓家風為切入點，引導和弘揚新鄉風文明，營造良好的鄉村軟環境和公序良俗。
進入新時代，要抓住《意見》出臺的契機，發揮其引領作用，又要給予各地更大的自主空間，尊重基層首創精神，鼓勵因地制宜探索創新，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注入不竭的動力和活力。
2 依法嚴打，凈化基層社會生態
經中央批準，5月底至6月上旬，中央掃黑除惡第11~20督導組已完成對北京、陜西、黑龍江、內蒙古、上海、江蘇、青海、甘肅等8個省(區、市)的進駐工作，并于6月12日前進駐西藏、寧夏，第三輪督導工作全面啟動。這標志著中央掃黑除惡督導實現了對各省(區、市)全覆蓋，同樣彰顯了中央堅定推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向縱深發展的決心。
黑惡不除，則民不安、國不寧。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心向背和基層政權鞏固。
2018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全國開展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由黨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整合多部門力量，集黨和國家之力掃黑除惡，重視程度前所未有。
近年來，黑惡勢力得到一定遏制，但依舊大量存在，其活動逐漸趨于隱蔽，游走于犯罪與違法之間，其組織形態、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發生改變：部分黑惡勢力以軟暴力、非暴力手段脅迫逃避打擊;有的黑惡勢力以公司形式、依托經濟實體存在，“老大”變身“老板”，“馬仔”變身“員工”，組織形式試圖披上合法化的外衣。
黑惡勢力危害嚴重、影響惡劣，廣大群眾反映強烈、深惡痛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以來，相關部門堅持重拳出擊，向黑惡勢力發起強大攻勢。
這樣的一份階段性“成績單”，足以令人振奮：公安部今年1月通報顯示，全國公安機關已打掉涉黑組織1292個、惡勢力犯罪集團5593個，破獲各類刑事案件79270起，繳獲各種槍支851支，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資產621億元。全國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類嚴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明顯增強。
依法嚴厲打擊的同時，公安部還會同最高法、最高檢、司法部研究制定了《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對黑惡勢力犯罪的認定標準、軟暴力、非法放貸等偵查辦案的突出問題進行了規范明確。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在偵辦案件中，強化法律意識、證據意識、訴訟意識、程序意識，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確保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確保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始終在法治化軌道上蹄疾步穩。
掃黑除惡，人民群眾的感受最直接、最直觀，基層一線是重點。中央明確要求，掃黑除惡與反腐敗斗爭要和基層“拍蠅”結合起來，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紀檢監察機關要將治理黨員干部涉黑涉惡問題作為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問題的一個重點。相關部門還建立了涉黑涉惡腐敗線索、黑惡勢力犯罪線索雙向移送制度和查辦結果反饋機制，深挖徹查黑惡勢力“關系網”“保護傘”。
一些重點、難點、熱點案件的偵辦，讓人民群眾有了更多獲得感。
今年4月，中央掃黑除惡第20督導組進駐云南省期間，昆明市打掉了孫小果等一批涉黑涉惡犯罪團伙，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另一起湖南新晃“操場埋尸”案也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以來，當地破獲的一個涉黑涉惡團伙“案中案”。深埋地下的尸骸重見天日和調查工作的啟動，讓“遲到的正義”可期。
倘若不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這些案件不知道還會“埋藏”多久。這也更加凸顯出依法嚴打基層黑惡勢力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按照專項斗爭為期3年的目標要求，今年是專項斗爭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目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已進入考驗韌勁、“啃硬骨頭”的新階段。當前，需要警惕基層一些地方“簡單處理沾邊就算”，有效預防打擊擴大化苗頭。既要掀起掃黑除惡強大攻勢，又要準確把握法律適用，確保掃黑除惡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同時標本兼治，下大力氣抓好基層政權建設、民主法治建設，鏟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促使基層社會生態得到凈化。
半月講解
3 第九次特赦有何重大意義？
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簽署發布特赦令，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29日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對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決定，對九類服刑罪犯實行特赦。
根據國家主席特赦令，對依據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正在服刑的九類罪犯實行特赦：一是參加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參加過保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對外作戰的;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為國家重大工程建設做過較大貢獻并獲得省部級以上“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稱號的;四是曾系現役軍人并獲得個人一等功以上獎勵的;五是因防衛過當或者避險過當，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六是年滿七十五周歲、身體嚴重殘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七是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八是喪偶且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身體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確需本人撫養的女性，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九是被裁定假釋已執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釋考驗期的，或者被判處管制的。
國家主席特赦令指示，對2019年6月29日符合上述條件的服刑罪犯，經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予以釋放。
特赦的法律依據是什么?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有關負責人在回答記者問時指出：特赦是國際通行的在遇有重要歷史節點時國家對特定罪犯赦免余刑的人道主義制度。我國自唐代起就形成了“盛世赦罪”的歷史傳統。我國憲法中對特赦制度作了明確規定。根據憲法第八十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布特赦令。
新中國成立后至1975年，對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罪犯進行過7次特赦。根據現行憲法，2015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國又特赦了31527名罪犯。今年進行的這次特赦，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九次特赦。
為什么要實行這次特赦?有何重大意義?一是有利于彰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承續中華文明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優良傳統，推進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仁政，展示執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樹立新時代盛世偉邦形象。二是有利于弘揚全面依法治國理念，形成依憲執政、依憲治國的良好社會氛圍，深入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三是有利于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充分發揮特赦的感召效應，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四是有利于展現我國人權司法保障水平，進一步樹立我國開放、民主、法治、文明的國際形象。
這次特赦的對象是依據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正在服刑的九類罪犯。第一、二、六、七類特赦對象與2015年相同;第三、四、五、八、九類特赦對象是新增加的。其中，第三、四類對象是為國家強大和綜合國力提升，或者鞏固國防、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過貢獻。對第五類對象實行特赦，有利于鼓勵人民群眾同違法犯罪做斗爭，積極參與搶險、救災等工作，在全社會營造見義勇為的良好氛圍。對第八類對象實行特赦，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女性的特殊關懷，有利于紓解這類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或者身體有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撫養方面面臨的特殊困難，易為社會所理解和支持，也有利于她們感恩黨和政府，妥善照顧家庭，積極回報社會。第九類對象已經在社區，社會危險性小，特赦有利于他們真正融入社會、回報社會。這九類特赦對象，既包括中國籍罪犯，也包括外國籍罪犯;既包括在監獄、看守所服刑的罪犯，也包括正在進行社區矯正的罪犯。
國家主席特赦令同時明確，上述九類對象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特赦：一是第二、三、四、七、八、九類對象中系貪污受賄犯罪，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販賣毒品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的罪犯，其他有組織犯罪的主犯，累犯的;二是第二、三、四、九類對象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處于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的;三是曾經被特赦又因犯罪被判處刑罰的;四是不認罪悔改的;五是經評估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的。
其中，部分嚴重犯罪的罪犯，不得特赦。主要考慮是：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為始終保持反腐敗高壓態勢，對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的罪犯不宜特赦;為防止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對嚴重刑事犯罪等罪犯不宜特赦;為維護國家安全，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罪犯不宜特赦。
半月調查
4 安置房住得不安心 良心工程何以淪為涼心工程
安置房本是改善群眾居住條件的民生工程、良心工程，但一些地方的安置房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水、墻體開裂、混凝土疏松等質量安全問題，配套設施與服務嚴重縮水，有些還存在“有房無證”、延期交房等突出問題，引發安置群眾不滿。
安置房質量問題頻發，配套設施服務滯后
西北某省的一個安置房小區建成于2012年。半月談記者近期在該小區看到，許多幢樓的墻體底部出現大范圍裂縫，墻內保溫材料明顯外漏，嚴重處裂縫沿地面橫跨整面墻。1樓住戶杜周峰用竹棍向自家陽臺外墻底部一處裂縫內試探，1米多長的竹棍可全部伸入。
這個小區1樓業主還反映家中地面出現空鼓和下沉問題。住戶王先生說，他們在2014年和2015年都向有關部門反映過，施工隊在家中不同房間打了6個孔注入7噸水泥，但至今地板下面仍舊存在空鼓、下沉。
安置房的質量問題還表現在房屋漏水、建筑材料低劣、工藝粗糙。東部某省的一個小區，28棟層高為6層的拆遷安置樓，6樓普遍漏水，且第24棟樓出現大梁破損、墻體開裂。因為擔心質量問題，第23棟更是沒有人居住。
“臥室漏水，5年修了3次，安置房住不安心啊。”該小區住戶彭大爺說。一位業主苦等8年收房時，發現許多頂板質量存在較大問題，不愿搬入，至今依然在外租住。
半月談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部分安置房在配套設施和服務方面也大打折扣。
中部某小區多名居民證實，在2016年村民回遷時，小區發生了一起電梯從高處墜落事件，造成1人死亡。而近3年來小區電梯故障頻發，不久前就有人被困電梯之中。
不僅如此，一些地方安置房連基本的消防、天然氣、照明等設施都未配齊。“向物業公司、開發商以及政府有關部門多次反映問題，直到現在都沒有解決，我們也不知道該找誰了。”西北某棚戶區改造項目安置小區的住戶告訴半月談記者，自己一直被各部門相互“踢皮球”。
安置房問題頻發，讓許多住戶無奈地接受了現實：“安置小區有問題是正常的，與市場上其它商品房相比，安置房就是低人一等。”
交房難、辦證難，“有房無證”不放心
西北某市的多名村民吐槽：拆遷的時候快馬加鞭，回遷的時候卻遲遲等不到住房，好不容易住進安置房，房產證卻遲遲拿不到手。
中部某省一個村民回遷安置小區的居民說：“13年前，村民積極配合拆遷工作，憧憬著25個月后住進五證俱全、符合國家建設標準的房屋。但直到2016年有關方面才通知交房，且是沒有合法證件的房屋，容積率高達7.17。”
有的群眾面臨“有房無證”困擾，已經長達10年之久。中部某省一名開發區建設局副局長說，之所以沒有房產證，主要是當時為了及時交付，邊建設邊辦理，后來由于土地指標管理嚴格，手續一直沒有跑下來。
值得注意的是，商品房開發商和購房者一般會在合同內備注，在一定期限內拿到房產證，如果違約，會按照約定進行賠償。但是，在由政府起草的拆遷安置合同里，這一條款被模糊處理，可能就存在“沒個三五年辦不下來”甚至無限拖延的情況。
低價中標埋隱患，違規違法缺監管
——低價中標機制推高偷工減料風險。南京一名保障房公司總經理表示，在“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最低價中標機制下，開發商為了追求利潤，容易偷工減料，甚至層層轉包給建設、管理成本更低的承建單位。
華南某村一扶貧安置房建設過程中，因施工用的河砂價格暴漲，施工隊有人貪圖方便和便宜，使用細沙搗制混凝土灌注構造柱，造成房屋質量不符合要求。
西安一名參與過安置房項目開發建設的項目經理透露：“安置房一般是政府投入，選擇施工方時偏向最低價中標，甚至由一些資質不健全的施工方參與建設。施工過程中，施工方往往會進一步壓縮成本，從源頭上埋下安置房項目質量安全風險。”
——隱性成本高導致建設質量打折扣。少數基層干部將安置房工程視為“唐僧肉”，通過“條子”“裙帶關系”搞利益輸送。例如，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承包了浙江省瑞安市一個安置房建設項目的代建工程，當地村干部隨后向這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索要“好處費”。
——預防性監管不足，違規違法成本低。福建一家房地產公司開發部門負責人說，安置房、保障房的質量監管工作大多屬于事后處理，沒有做好相應預防工作，無法及時發現偷工減料行為，大大降低了監管有效性。
此外，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建華認為，在簽訂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或征收補償安置協議時，相關條款約定不明，導致開發商違法成本較低，容易使開發商“肆無忌憚”地建設不符合質量標準的安置房。
拿什么守住安置房質量底線
一是綜合各項指標優選中標單位。江蘇省丹陽市高新區建筑工程管理部負責人夏銀宏認為，實施拆遷安置房項目時，價格不能“壓得太低”，可推廣使用綜合評分法，即價格占一定比重，但亦要考慮企業的綜合實力，包括此前有無承接過類似項目、是否有過安全事故等。
二是嚴把設計、材料及施工管理環節。南京一位保障房公司經理認為，滲漏、開裂等安置房問題有一部分是不合理設計造成的。對此，安置房工程需選擇專業程度高的設計院，不能為了節省成本克扣設計費。夏銀宏建議，對安置房建設過程中的門窗、涂料等明確相應標準，防止開發商以次充好。
三是強化監管，嚴肅問責。夏銀宏認為，安置房建設作為政府工程，每一個環節都應當規范、透明，讓安置房質量看齊甚至超過商品房質量;建議安置房工程繼續強化責任終身制，如果產生質量問題，須嚴肅問責。
西安交通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楊東朗建議，嚴把安置房質量關，不定期進行抽查，對于違規建設要從重處罰。同時，協調和敦促相關部門及時辦妥建設手續，及時回應和處理群眾關切，避免造成群體事件。
四是推廣品牌開發商代建制度，以市場手段倒逼開發商提高安置房建設質量。業內人士認為，品牌開發商通常會考慮品牌影響，建設安置房質量相對可靠。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三門干部”在基層頻頻“踩雷”
部分公務員從家門到校門，畢業后直接進了機關門，其間又缺少基層歷練，缺乏實踐經驗，被群眾稱為“三門干部”。不少“三門干部”由上級部門直接調任基層，但因工作方式不當、經驗不足，常常遭遇群眾質疑和非議。有的群眾甚至直呼：“三門干部”干工作，實在受不了。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三門干部”基層頻頻“踩雷”，既與其自身“不接地氣”有關，也與上級部門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有關。
“三門干部”被認為“不接地氣”
“不接地氣”是基層干部群眾吐槽“三門干部”最多的一點。
有的“三門干部”，熱衷運用時髦技術，工作中盲目求新。中部某鎮干部群眾反映，當地的鎮長是從上級機關轉任，此前并無基層工作經驗。在他的主導下，當地開始在村組里試行手機打卡、手機平臺登記、App巡查記錄等。不少村干部和村民對此表示不習慣，大家更希望干部到河邊、到路上、到田里多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到哪里都舉著個手機“到此一巡”，留痕的意義大于實際推動工作開展的意義。
有的地方，在“三門干部”的帶領下熱衷于“拿來”式創新。比如，看到上級部門推行“河長制”，解決了“九龍治水”責任歸總的難題，于是直接“拿來”“路長制”“林長制”等，一名村干部成了多個“長”。“五六個頭銜在身上，實際工作的要求又很難達到，創新名存實亡。”
“三門干部”“不接地氣”還集中體現在與群眾打交道時沒有周全考量群眾利益，不善于運用群眾語言，與群眾溝通時“卯不對榫”，有時甚至會激化矛盾。
沿江某地在進行環境整治工作時，部分水產養殖大戶按要求應當被清退。一名具體負責執行工作的干部新任職不久，此前長期從事文件材料工作，是一名標準的“三門干部”。他提出，應該加緊執行到位，限定時間為1個月，凡是不能按時清退的，將由政府部門強制執行。對此，養殖大戶們反映強烈。“限定1個月的時間，根本沒考慮我們能不能做得到，單單是把養的水產品撈起來再賣掉，就需要很長時間。”
一名在貧困地區掛職的副鎮長向半月談記者坦言，自己長期在金融系統工作，但實際上缺少開展群眾工作的經驗，因此還鬧了不少笑話。幸虧一些基層工作經驗豐富的同志常常幫他解圍。
形式主義讓“三門干部”“踩雷”“背鍋”
從上級機關來到基層，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基層工作的壓力巨大。一名原本在縣級職能部門工作的新任副鎮長介紹，之前的工作，更多是像“二傳手”，來自省、市要求的文件，直接轉到鄉鎮就可以了。“到了基層鄉鎮才發現，這里就是各種文件、要求的匯集地。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哪一項工作怠慢了都不行，只能是忙著趕進度。”
也有受訪干部直言，自己實際上是在為上級層層加碼的工作要求“背鍋”。“我們到基層去讓群眾填表，群眾以為是我們在走過場、搞形式主義，但實際上這是來自上級部門的要求。”一位從上級部門新派到基層扶貧的干部介紹，有的上級部門是“以科研級標準要求村級干部、讓中學生文化程度的人做研究生程度的題”。
有的扶貧部門對數字精準的要求近乎苛刻，有些并不是關鍵數據的數字，也要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相關的表格設計，專業術語多，數字繁雜，并沒有考慮基層懂不懂，能不能掌握。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有的干部被詬病是“三門干部”，被認為在執行上級規定時機械應對、生搬硬套，深層次原因在于上級部門還是強調事事留痕，以痕跡論英雄，以文件材料評判干部，無形中會讓新下基層的干部在“方法論”“政績觀”上出現偏差。
全方位歷練，為“三門干部”補課
在校園學好了專業課，在工作中還要補上“實踐課”。中部某地組織系統的干部建議，針對“三門干部”，尤其是缺乏基層工作經驗的年輕干部，要及時送到基層“蹲蹲苗”，讓“三門干部”多面對面和群眾打交道。“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真正全方位地提升個人能力。”
中部某省會城市黨委系統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一些年輕干部安排到基層鍛煉后，卻頻頻被市直、縣直甚至省直部門借調、抽調，基本“安不下心來工作”。他在某偏遠縣安排鍛煉兩年時間，但實際上真正在鄉鎮工作的時間大約只有3個月。
武漢大學城市安全與社會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認為，在看到“三門干部”參與基層治理經驗不足的同時，也要看到其知識儲備豐富、專業素養突出。要剎住上級部門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之風，更多地給予他們歷練、實干的機會和空間，讓專業知識最大限度地轉化為處理基層問題的實際能力。
6 形式主義逼出基層“文抄公”
起草公文、制定文件、上報材料，是基層工作分內之事。然而，近年來文件材料搬抄拼湊現象屢有發生。半月談記者梳理統計發現，近八成“文抄公”集中在基層。基層干部為什么不愿寫文件材料?又是什么制造了“文抄公”?
“文抄公”多在哪里
根據公開報道不完全統計，近兩年來，照抄照搬文件材料的案例通報至少有51起，涉及17個省區市。其中，科級部門，以及鄉鎮、街道、社區、農村等累計占比接近80%。縣區政府科級部門“發病率”最高，占比高達45%。
從通報情況看，這些案例大多是在照抄網絡時抄錯被發現的。比如，陜西省神木市衛生監督所的公文提到了紀檢監察機關的職能，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應急管理局的差旅費按麗水市規定執行，四川省岳池縣醫保局的個別黨員“在水文水情崗位上，認真學習鉆研水情業務”等。
也有少數“文抄公”是在會場發言時被抓了現行。比如，江西省廣昌縣黨史辦和房管局的負責人就是在巡察動員會上作表態發言時“撞車”的，類似的還有濟南市天橋區外事僑務辦公室和政府項目資金管理中心的主要負責人。
不同層級單位照抄照搬的內容也不盡相同。在通報的案例中，縣區政府科級機構照抄黨建材料和公文占比超過六成。
鄉鎮、農村主要照抄黨建材料，方式多種多樣。有的照搬網絡，有的相互照抄，有的照搬上年材料，還有的復印鄰村材料。
街道、社區則習慣于從網絡上照抄宣傳資料。如：山西省大同市云岡區新盛街道的宣傳資料落款為“鄭州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宣”;在荊州市沙市區解放街道辦事處北湖路社區的宣傳欄上，《市民文明公約》要求“講究衛生、綠化首都”。
基層寫材料是苦活
基層干部反映，近年來，政府機關里的許多年輕科員越來越不愿寫材料了，甚至“連抄也不愿抄”。寫材料被看作是苦活、累活，難出成績。在不少基層單位，人員身份復雜，有的是公務員，有的是事業編，還有的常年借調。寫材料這個“苦重”的活計，往往會層層往下壓。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即便是在科級部門，也很少有領導干部愿意親自寫材料，寫材料的往往另有其人，有的是工作人員，有的是借調人員。
相關通報顯示，大同市路政管理處按照《安徽省交通運輸行業安全生產事故隱患治理暫行辦法》發布的《平安公路三年攻堅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是由一名科員起草的。誤將大同市新盛街道宣傳資料落款到鄭州的，是一名負責宣傳工作的借調人員。更多的通報強調被通報人“負有領導責任”“審核把關不嚴”，并沒有注明“文抄公”的身份信息。
中部一位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說，他年輕時是寫材料出身，過去被人稱作“筆桿子”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往往意味著“水平高，有思考，提拔快”。
近年來，這種導向正在發生變化。一位副鎮長坦言，自己好不容易才甩掉了“筆桿子”的標簽。“領導們離不開能寫的，卻總喜歡提拔能干的，似乎很難有人又能寫又能干。”直到化解了上訪村數十年來的矛盾，他才當上副鎮長。
事實上，真正能寫一手好材料，在基層仍是“稀缺品”。呂梁山區的一位縣扶貧辦主任說，不久前，他培養了好幾年的“筆桿子”就被分管副縣長“借”走了。
形式主義逼出照搬照抄之風
黨建材料、公文、整改方案、宣傳材料、發言材料、工作總結……照抄之風漸盛，折射出部分基層干部在能力水平、敬業狀態等方面存在短板。但不少基層干部認為，文件照抄之風的背后，是“過度留痕”、層層傳導層層加碼、以文件落實文件等形式主義套路。
有鄉鎮干部反映，有的材料上午打電話布置，下午就要上報。也有基層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當前一些地方以材料多寡論工作成績好壞，工作干沒干，就看材料寫沒寫，報告交沒交。
文件材料應該體現的是工作落實，不能光靠文件材料去落實工作，也不能單純靠檢查文件材料去判斷工作落實情況。制定文件、出臺制度的正確方式是深入一線、調查研究。不到現場調查研究，凡事上網搜索一抄了之，這種抄襲之風該剎一剎了。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你的快樂我的課 ?
16年來，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長安小學猶如經歷了一場涅槃。通過創新教育理念、提倡家校共育、推行多元評價考核體系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實踐，這座曾經軟弱渙散的“重組校”，不僅提高了教育教學質量，讓學生欣然接受快樂教育，而且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導，成為頗受當地家長、教師歡迎的“明星校”。
加強溝通，讓學校良性發展
竹叢吟誦悠悠詩句，彩畫裝點快樂童年……從操場到教室，從甬道到走廊，一股清新氣息撲面而來。
2003年，焦旭陽前來擔任校長。除了硬件的落后，更讓他糟心的是，由于多校合并等歷史原因，隸屬于不同學校的教師之間心存嫌隙，形成不少“小圈子”，“黑狀”不斷;教師和家長之間也缺乏溝通，常常產生誤解……
“只有加強溝通，才能架起彼此間的橋梁，這些矛盾、問題才能解決。”焦旭陽提出構建“雙親心育”教育模式，即雙向親近、以心育人，通過教師、學生、家長之間多角度、多渠道的溝通交流，促進相互學習、共同發展。
為化解教師之間的隔閡，長安小學提出，所有面向教師的思考討論、展示評比、教學管理等，都以團隊為單位推進，以此打造團隊合力。與此同時，學校還推出文化節、讀書節等一系列活動。長安小學黨辦主任徐連鳳說，這些集體項目像潤滑劑，讓教師之間交流逐漸增多，關系也隨之緩和。
“與其讓家長在門外挑剔不足，不如把他們請進來。”為化解家校沖突，長安小學開設“學校開放周”，讓家長有更多機會了解學校活動;建立“家長學校”，每年5月、9月，分別面向準新生家長和新生家長開展專題講座，講授孩子入學后注意事項。
擔任講座主講人之一的教師張欣說，家校共育課程既答疑解惑，又“預防免疫”，開拓了家長的育兒思路。每年都會有幼兒園主動邀請學校教師開辦講座，幫家長上好“學前一課”。
創新理念，讓孩子在快樂中成長
長安小學以學生的快樂為根本，推出“快樂指數”“漫畫式評語”以及兒童詩等一系列創新舉措。
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每天早上，班主任點名后每個學生都會報出1~5中的不同數字，代表他們當天的心情。5代表開心，4表示尚可，3以下則需要關注……這就是“快樂指數”。
“報3以下的學生，老師要在當天進行談話。”班主任教師劉俊虹回憶：一天，一個孩子因為媽媽管教嚴厲而心情低落。老師知道他的心情指數后，及時化解了，還幫他理解了媽媽的愛子心切。
“教育無小事，處處皆留心。”長安小學副校長張文卓介紹，細節方面更要體現人性化教育理念。在批改作業時，教師會采用“漫畫式評語”，用荷花表示“很棒”，用大樹代表“需要加強”等。
兒童詩，是長安小學的又一張名片。基于學生對兒歌的熱愛，2004年起，該校教師以兒童詩為載體，開發了一整套校本課程。經過每周一節的兒童詩課程訓練，每個學生都可以在20分鐘內圍繞某一主題，完成一首詩歌。
多元化考核助力孩子健康成長
為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近5年來，長安小學一改“兩張試卷定成績”的傳統考試方式，推出多元化考核模式：根據每個年級的課程內容，在學期末組織面試，內容包括動手操作、口語應對、積累應用、分析表達等。
長安小學教師楚晨光介紹，學校邀請家長擔任面試官。講臺上，學生們一個個抽題、作答;講臺下，家長作為評委，見證著孩子們的成長變化。
“人們都說‘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其實家長的思想本身就是起跑線。”焦旭陽說，目前一些小學教育存在知識學習前移、課業負擔過重等傾向，主要源自家長的急功近利，認為“只要孩子多學就是好的”，這其實違背了孩子成長規律。采取多元化評價，讓家長參與其中，將有助于改變家長對教育的認知，提升家長對家庭教育的重視。
在焦旭陽看來，教育就像農業一樣，是個細活兒、慢活兒，不容易見成果。要耐得住寂寞，靜待花開，只有精耕細作，才能綻放出滿意的教育之花。
時政·財經
8 混改一年間，國企兩重天
這次改革，不但沒有一個工人下崗，以前離崗的2000多人，又獲得了新崗位!”
“這次改革，工資噌噌地往上漲了60%多，父母每月還能領到廠里給的1000元孝敬金!”
“這次改革，干部職工積極性高漲，都鉚足了勁兒干，企業效益大幅上升，去年利潤增長六成多!”……
半月談記者近日深入素有我國化學制藥工業搖籃之稱的東北制藥集團(以下簡稱“東北制藥”)采訪發現，一度虧損嚴重、發展步履維艱的老國企引入戰略投資者民營企業遼寧方大集團并由后者實際控股后，混改1年，企業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而這些巨變，是在新的控股方沒有向企業派一名管理人員、沒裁減一名員工的情況下實現的，是依靠混改激發出的內生動力、依靠全面植入民營企業方大集團市場化經營管理模式及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實現的。
一劑改制良方激活老國企
午飯時間，東北制藥207分廠鉗工孟憲偉沒有去食堂，而是先趕著把一臺設備的濾網換完。“混改前，我肯定會先去吃飯，現在不一樣了，大家都主動加班加點，想著為企業多出一份力!” 孟憲偉說。
為解決企業VC項目搬遷資金短缺問題， 2018年上半年，作為上市公司，東北制藥通過資本市場定向增發的方式實施混改。2018年4月，遼寧方大集團正式參與東北制藥定增項目，此后又在二級市場增持股票，先后累計投入15億余元，在東北制藥上市公司持股比例達到26.02%，依法依規入主東北制藥成為控股股東，國有股退居為第二大股東。企業形成由民營控股、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參股、員工持股的全新股權結構。企業市場主體地位更加明確，法人治理結構更加科學，實現了股權有效制衡、股東與員工利益綁定，形成了市場化、專業化、法制化的市場經營和管理決策機制。
混改不到半年，東北制藥一舉實現大幅盈利。今年4月2日發布的企業2018年財務年報顯示，去年東北制藥營收74.67億元，凈利潤1.95億元，上繳稅收5.1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1.54%、64.04%、49.06%。
混改之初，在方大集團建議下，東北制藥全員定崗工資上漲50%，并陸續實施8項員工福利，包括覆蓋到員工父母、配偶、子女的醫療資助;配發手機和通訊費補貼;實施惠及員工子女的“方威勵志獎學金”;企業完成相應指標，員工父母享受月度千元“孝敬父母金”等。
去年11月，公司又順利實施了骨干員工持股的股權激勵計劃，向254名管理人員定向發行限制性激勵股票3761.3萬股，約占公司總股本6.6%。集團高管持股在100萬至300萬股，中層干部和骨干技術人員持股在幾萬至幾十萬股不等，真正把企業干好干壞與骨干員工切身利益捆綁在了一起。
改制改出四大新機制
半月談記者采訪時頭腦中最大問號是：同樣一個企業，為什么能在短短1年內就發生兩重天的巨變?
“這是緣于體制機制的轉變和發展動能的轉換。”東北制藥集團董事長魏海軍說，“方大集團沒有向東北制藥派出一名管理人員，這些巨變主要靠激發企業內生動力，全面植入方大集團市場化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商業模式、創效模式，形成了強激勵、嚴約束、重落實的全新經營管理模式。”
首先，用人機制徹底打破“鐵交椅”，真正實現能上能下。今年2月末，東北制藥從基層銷售業績最好的二級單位一把手中提拔3人，分別擔任供銷公司、原料銷售公司、制劑銷售公司總經理，3人的年薪有較大幅度的提高。“我在東北制藥干了31年，深知老國企論資排輩，像我這樣的地區銷售經理，根本不可能提拔到公司高管，但混改后的新體制，真正做到以能力和業績用人。”其中一名總經理告訴半月談記者。
老國企人事關系復雜，能干事的人上不來，不能干的占著位子，新的用人機制震動了全公司。幾個月來，已有3名公司副總經理、20余名中層干部被解聘接受待崗培訓。與此同時，有26名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走上中層及以上管理崗位。
其次，構建“創造分享，干到給到”的分配機制，真正實現權責利分明。“完成降本增效目標外多創造的利潤，最高可按30%~50%的比例對員工進行獎勵，這個力度是相當誘人的。”東北制藥采購部負責人告訴記者，“現在是桌面上拿錢，走正道可以賺大錢，‘吃回扣’損害公司利益的潛規則沒有市場了。以前采購部1年降成本最多兩三千萬元，今年公司降本目標是15%，全年總額1.28億元。”
第三，管理嚴格，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東北制藥下屬供銷公司違反規定，擅自對外借款600萬元，其總經理和財務總監被免職待崗培訓3個月，月工資也在此期間從2萬元降低為1600元的基本生活費。自2018年7月實施混改以來，已有高管86人次、中層以上干部465人次受到相應的考核處理。
東北制藥審計監察部部長曾令勇告訴半月談記者，審計監察原來靠領導指令，發現問題往往因為考慮穩定、人情等復雜因素，大多不了了之。現在查實一起追責一起，對事又對人。嚴管細管讓各項生產經營成本都在大幅下降，公司僅銷售費用一項，今年還將降低4億元。
第四，對標先進，開展賽馬，形成“前有金山、后有老虎”的賽馬機制。企業確立與國內外最先進醫藥企業對標的目標，嚴格考核，獎罰分明，做到“獎得心動、罰得心痛”。
東北制藥工會主席王燕說，公司下屬的70個單位制定了106項賽馬方案，內增動力，外加壓力，使各層級干部員工的工作作風發生根本性變化。
混改成功經驗值得復制推廣
東北制藥集團混改之初并非一帆風順。定增快到截止日期時，10余家有意參與混改的戰略投資者，都因種種原因打了退堂鼓。沈陽市委市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確定國資退出第一大股東地位、打通社會資本進入國企通道、促進體制機制轉變的重大決策，才最終成功引進方大集團作為戰略投資者。
國資通過資產證券化和投資運營專業化，實現由“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沈陽市國有資本經營公司行使出資人職權，創造國有資本流動布局新模式，國有股市值相對大幅保值增值。
混改后，東北制藥集團進一步加大創新和科研投入，著眼未來推進“雙創新”驅動戰略。2018年企業共計投入2.04億元用于藥品研發，研發投入同比增長64.56%。
隨著股權結構“真混”、體制機制“真改”，東北制藥的市場競爭力日益提升，2019年度公司合并抵消前營業收入預計150億元，凈利潤預計比2018年度增長不低于50%，企業全體干部員工正向這樣的目標努力。
回顧東北制藥混改之路，魏海軍表示：“商場如戰場，企業應當成為一支戰斗隊伍，隨時保持戰時狀態，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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